第199章 “民可使由之”：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（2 / 6）

了宋明理学的“天理”思想，将“民可使由之”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，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，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“理”的本质。

这种“愚民说”的注解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，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、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、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。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——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，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，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。

2.“教化说”：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

与“愚民说”不同，部分学者从孔子“有教无类”“仁者爱人”的核心思想出发，对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进行了更温和的解读，强调“不可使知之”并非“不愿使知之”，而是“暂不可使知之”，核心在于通过教育与教化，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，最终实现“使民知之”。

清代的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》中提出：“夫子言‘可使由之’，是许其可教也；‘不可使知之’，是未及教也。”他认为，孔子并非反对让民众知晓道理，而是认为在民众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况下，暂时无法理解复杂的道理，因此需要先通过教化引导民众遵循规范，待民众的认知能力提升后，再逐步让他们理解背后的缘由。这种注解将“不可使知之”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策略，而非最终的目的，与孔子重视教育、强调教化的思想相契合。

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，他在《论语解故》中指出：“‘不可使知之’者，非谓禁之使不得知也，谓其知识未到，虽告之而不能知耳。”梁启超认为，“不可使知之”的关键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尚未达到理解的程度，而非统治者刻意隐瞒；统治者的责任在于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，当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，自然能够理解政策与道理。这种解读强调了教育对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，更符合孔子重视教育、倡导教化的整体思想。

（二）核心争论点：“不可使”的内涵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

历代注解的分歧，本质上围绕着“不可使”的内涵展开：“不可使”是“不愿使”（统治者刻意不让民众知晓），还是“不能使”（民众认知能力不足，无法知晓）？这一争论的背后，是对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——如果将“不可使”解读为“不愿使”，则与孔子“仁者爱人”“有教无类”的思想存在矛盾；如果解读为“不能使”，则更符合孔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知与重视教育的思想。

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，“仁者爱人”是其核心价值观，他始终强调统治者要“为政以德”“富民教民”，关注民众的生存与发展。在《论语?子路》中，孔子提出“先富之，后教之”，认为统治者首先要让民众富裕起来，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教育；在《论语?学而》中，他强调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，主张统治者要爱护民众，合理使用民力。这些思想都表明，孔子并非轻视民众，而是重视民众的福祉与发展。

因此，将“不可使知之”解读为“不能使知之”，更符合孔子思想的一致性：在春秋时期民众普遍缺乏教育、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，“使民知之”是不切实际的，因此孔子主张先“使民由之”——让民众遵循规范与指令，保障基本的生存与社会稳定；同时，通过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实践，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，为未来“使民知之”奠定基础。这种解读，既避免了将孔子思想简单归为“愚民政策”，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孔子重视教育、倡导教化的整体思路。

三、现代审视：从“由之”到“知之”的社会进步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社会结构、教育普及程度与民众的认知能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现代社会中，教育普及化、信息透明化、民主参与成为主流趋势，民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得到了广泛重视。在这一背景下，重新审视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不仅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，更要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治理有益的启示，实现从“由之”到“知之”的社会进步。

（一）教育普及：“使民知之”的基础条件

春秋时期“不可使知之”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民众普遍缺乏教育；而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，为“使民知之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自工业革命以来，各国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制度，教育逐渐从贵族阶层的特权转变为全民的基本权利。在中国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.5%（2023年数据）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%，民众的平均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。

教育的普及，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，更培养了民众的理性思维与批判意识。现代民众不再满足于简单地“由之”——遵循政策与指令，而是希望“知之”——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、依据、目标与影响，能够对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。这种对“知之”的需求，既是教育普及的结果，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