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：夫子的取舍（1 / 6）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鲁定公十三年的暮春，孔子在卫国的蒲邑市集上驻足。执鞭官吏正挥动漆成红色的荆条，驱赶着满载盐车的黄牛穿过人群，车轴转动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，扬起的尘土落在孔子的麻布袍上，留下细密的灰痕。子贡用袖子掸去夫子肩头的尘土，指着那官吏说：“夫子，彼执鞭者，月得五秉粟，不足为贵。”孔子却望着官吏腰间悬挂的铜刀——那是市集守门人查验货物的工具，缓缓摇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《论语?述而》记载的这句箴言，像一枚打磨光滑的青铜钱：正面铸着“求富”的坦然，背面刻着“从好”的坚守。“富而可求”不是拜金的贪婪，而是对正当财富的认可——即使是被贵族轻视的执鞭之职，只要能通过合法劳动获利，亦不排斥；“如不可求”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对不义之财的决绝拒绝，转而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。这种对财富的清醒认知，藏着儒家“义利之辨”的密码：财富是滋养生活的甘泉，而非淹没人性的洪水，正如《论语?里仁》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区别不在是否求利，而在是否以义为舟。从孔子的市集驻足到当代的职场抉择，这种“求富与从心”的平衡始终是人生航向的罗盘。

一、富而可求：财富的正当性边界

“富而可求”的“可求”，核心在“可”字——指符合道义、能够追求的正当途径。《说文解字》“可，肯也”，意为“值得、允许”，在儒家语境中，“可求”的财富需通过“义”的三重检验：手段合法（非欺诈掠夺）、符合礼制（不僭越等级）、利于他人（不独善其身）。孔子不否认财富的价值，《礼记?礼运》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，财富是满足“饮食”等基本欲望的基础，“可求”正是对这种合理性的承认，正如《周易?系辞》“变通者，趋时也”，顺应正当途径求富，是对时势的尊重。

春秋时期的“富”与“求”，有明确的伦理约束与计量标准。《周礼?天官?大宰》将“利”分为“九利”，“一曰邦中之赋，二曰四郊之赋，三曰邦甸之赋”，皆为按土地等级征收的正当收入，其中“什一税”（收获的十分之一）是通行标准。据《管子?轻重甲》记载，当时成年男子“月食四石”（约今80斤），“执鞭之士”月得“五秉粟”（一秉为十六斛，五秉即八十斛，约今1600斤），除去上缴官府的部分，实际所得可养活五口之家，这种“劳而获”的财富被孔子认可。而“聚敛者”如季氏“富于周公”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通过“田赋倍增”（《左传?哀公十一年》）掠夺财富，则被批评为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。

“执鞭之士”的职业象征，暗含对职业平等的深刻认可。“执鞭”在春秋时期有两种具体形态：一是市场守门人“执鞭以击商贾”（《周礼?地官?司市》），负责查验货物、征收市税，《诗经?小雅?瞻彼洛矣》“鞸琫有珌，驷铁孔阜”描述的就是这类官吏的装束；二是马车护卫“执鞭以驱马”（《礼记?曲礼》），为贵族出行驾车，《论语?乡党》“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”中的“绥”便是他们递给主人的登车绳。这两种职业皆属“庶人在官者”，地位低于士阶层，《礼记?王制》“庶人在官者，禄足以代其耕也”，明确其收入仅够替代耕作所得。孔子说“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，打破了“君子不亲小事”的贵族偏见，承认任何职业只要正当，都值得尊重，这种职业平等观比《管子?小匡》“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”的分类更具突破性，直指“职业无高低，唯在合义”。

“可求”的财富有明确的禁区与警示。《论语?子路》记载孔子反对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，“小利”即通过短视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，如《左传?昭公十六年》郑国子产揭露的“韩起买玉环”事件，商人与大夫勾结偷税，便是典型的“小利”。《左传?襄公二十八年》更明确“不义而富，谓之盗”，将不义之富等同于盗窃。孔子在卫国时，卫灵公夫人南子“使人谓孔子曰：‘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愿见。’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见南子可能带来政治利益（如获得卫国重用），但因南子“通于宋朝”（《左传?定公十四年》）的秽行，孔子虽礼节性见之却“子路不说”，事后发誓“予所不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，可见“不可求”的底线不可突破——财富诱惑再大，也不能违背基本伦理。

二、如不可求：坚守的底气与智慧

“如不可求”的“不可求”，特指不符合道义的财富，即《论语?里仁》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”的“利”——通过欺诈（如商人“以次充好”）、掠夺（如官吏“横征暴敛”）、谄媚（如近臣“邀宠固位”）等手段获得的财富。孔子认为，对这类财富应坚决拒绝，正如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“富贵不能淫”，不义之富会腐蚀人格，比贫困更可怕。《论语?阳货》记载的阳货馈豚事件极具代表性：阳货是鲁国权臣，“陪臣执国命”（《论语?季氏》），其财富来源不正，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