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（1 / 8）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

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鲁定公十三年的暮春，孔子在卫国的蒲邑市集上驻足。

执鞭官吏正挥动漆成红色的荆条，驱赶着满载盐车的黄牛穿过人群，车轴转动出“吱呀”

的声响，扬起的尘土落在孔子的麻布袍上，留下细密的灰痕。

子贡用袖子掸去夫子肩头的尘土，指着那官吏说：“夫子，彼执鞭者，月得五秉粟，不足为贵。”

孔子却望着官吏腰间悬挂的铜刀——那是市集守门人查验货物的工具，缓缓摇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

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《论语?述而》记载的这句箴言，像一枚打磨光滑的青铜钱：正面铸着“求富”

的坦然，背面刻着“从好”

的坚守。

“富而可求”

不是拜金的贪婪，而是对正当财富的认可——即使是被贵族轻视的执鞭之职，只要能通过合法劳动获利，亦不排斥；“如不可求”

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对不义之财的决绝拒绝，转而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。

这种对财富的清醒认知，藏着儒家“义利之辨”

的密码：财富是滋养生活的甘泉，而非淹没人性的洪水，正如《论语?里仁》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

，区别不在是否求利，而在是否以义为舟。

从孔子的市集驻足到当代的职场抉择，这种“求富与从心”

的平衡始终是人生航向的罗盘。

一、富而可求：财富的正当性边界

“富而可求”

的“可求”

，核心在“可”

字——指符合道义、能够追求的正当途径。

《说文解字》“可，肯也”

，意为“值得、允许”

，在儒家语境中，“可求”

的财富需通过“义”

的三重检验：手段合法（非欺诈掠夺）、符合礼制（不僭越等级）、利于他人（不独善其身）。

孔子不否认财富的价值，《礼记?礼运》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

，财富是满足“饮食”

等基本欲望的基础，“可求”

正是对这种合理性的承认，正如《周易?系辞》“变通者，趋时也”

，顺应正当途径求富，是对时势的尊重。

春秋时期的“富”

与“求”

，有明确的伦理约束与计量标准。

《周礼?天官?大宰》将“利”

分为“九利”

，“一曰邦中之赋，二曰四郊之赋，三曰邦甸之赋”

，皆为按土地等级征收的正当收入，其中“什一税”

（收获的十分之一）是通行标准。

据《管子?轻重甲》记载，当时成年男子“月食四石”

（约今80斤），“执鞭之士”

月得“五秉粟”

（一秉为十六斛，五秉即八十斛，约今1600斤），除去上缴官府的部分，实际所得可养活五口之家，这种“劳而获”

的财富被孔子认可。

而“聚敛者”

如季氏“富于周公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通过“田赋倍增”

（《左传?哀公十一年》）掠夺财富，则被批评为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

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。

“执鞭之士”

的职业象征，暗含对职业平等的深刻认可。

“执鞭”

在春秋时期有两种具体形态：一是市场守门人“执鞭以击商贾”

（《周礼?地官?司市》），负责查验货物、征收市税，《诗经?小雅?瞻彼洛矣》“鞸琫有珌，驷铁孔阜”

描述的就是这类官吏的装束；二是马车护卫“执鞭以驱马”

（《礼记?曲礼》），为贵族出行驾车，《论语?乡党》“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”

中的“绥”

便是他们递给主人的登车绳。

这两种职业皆属“庶人在官者”

，地位低于士阶层，《礼记?王制》“庶人在官者，禄足以代其耕也”

，明确其收入仅够替代耕作所得。

孔子说“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

，打破了“君子不亲小事”

的贵族偏见，承认任何职业只要正当，都值得尊重，这种职业平等观比《管子?小匡》“士农工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”

的分类更具突破性，直指“职业无高低，唯在合义”

。

“可求”

的财富有明确的禁区与警示。

《论语?子路》记载孔子反对“欲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

，“小利”

即通过短视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，如《左传?昭公十六年》郑国子产揭露的“韩起买玉环”

事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