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2章 内讼录：穿越千年的省察之声（3 / 5）

豁达的心态，这与他善于自我反思密不可分。在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后，他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反思自己：“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”他认识到自己因言获罪的原因，“皆缘吾侪好议世事，臧否人物，以速祸也”。在黄州，他躬耕东坡，写下《赤壁赋》等千古名篇，在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中达到了精神的升华。

明代的王阳明提出“致良知”学说，将“内自讼”提升到了哲学高度。他在《传习录》中说：“省察克治之功，则无时而可间，如去盗贼，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，将好色、好货、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”这种“省察克治”的功夫，正是“内自讼”的系统实践方法。

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寒夜中，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领悟“心即理”的道理，这个“龙场悟道”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次极致的“内自讼”。他在龙场期间，“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”，反思自己过去“以经术求圣人”的错误，认识到“心外无物”，圣人之道就在自己心中。这种反思不仅改变了他的学术思想，也重塑了他的人生态度。

他后来平定宁王之乱，立下盖世奇功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，在《寄希渊》中写道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这句名言，道尽了“内自讼”的艰难与重要。王阳明在晚年的《大学问》中，进一步阐述了“致良知”与“内自讼”的关系：“良知者，心之本体，即所谓性善也，未发之中也，寂然不动之体也，廓然大公之心也。”他认为，“内自讼”就是要去除私欲，恢复良知的本然状态。

四、书页间的灵魂叩问

清代的《红楼梦》里，曹雪芹为我们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其中林黛玉的“内自讼”尤为动人。第二十七回中，黛玉葬花时吟出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”的诗句，表面是对落花的怜惜，实则是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反思。当她误会宝玉时，会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垂泪，反省自己的多疑与敏感；当她看到宝钗的宽容大度时，会真诚地向宝钗道歉：“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误到如今。”这种敢于正视自己过错的勇气，让这个角色焕发出永恒的魅力。

黛玉的“内自讼”往往与她的才情相结合，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。在《秋窗风雨夕》中，她写道：“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凄凉。”这首诗既是对秋夜凄凉景象的描绘，也是对自己内心孤寂、敏感的反思。她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，却又难以摆脱，这种矛盾心理通过诗句流露出来，更显真实动人。

在“凹晶馆联诗”一回中，黛玉与湘云联诗，当湘云说出“寒塘渡鹤影”的佳句时，黛玉赞叹不已，同时也反思自己“近日思路不继，恐是心不静之故”。这种在艺术创作中不忘自省的态度，体现了她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严格要求。

清代的思想家顾炎武，提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名言，他的一生都在践行“内自讼”的精神。在《日知录》中，他写道：“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‘博学于文’，曰‘行己有耻’。”他强调“行己有耻”，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反思，有羞耻之心。

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期间，每到一处，都要考察当地的地理、风俗、历史，同时也不断反思自己的学问。他在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中说：“吾学虽有所承，然亦多有谬误，每读一书，必有所悟，亦必有所悔。”他在晚年仍坚持“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废书”，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，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“内自讼”的体现。

近代学者梁漱溟在《朝话》中记录了自己的自省经历：“我从前常说，我一生受两大影响：一是印度哲人，一是中国古人。印度哲人叫我知道人的渺小，中国古人叫我知道人的尊严。”他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迫害，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，同时也不断反思自己的不足。

梁漱溟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不仅坚持着述，还写下了大量的“省察日记”。在1976年的一篇日记中，他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：“吾治中国文化要义，多从宏观着眼，然于微观考据尚有欠缺。他日若得机缘，当补此短。”这种在特殊年代仍能客观评价自己学术得失的态度，体现了真正的学者精神。

近代思想家陈寅恪，以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闻名于世。他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，仍坚持着述，其学术成就背后，是对自己学术道路的不断反思。在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先生之学，博矣精矣，几若无涯岸之可望，辙迹之可寻。然吾辈后学，当知先生治学之苦，反思自身之怠。”他在学术研究中，始终保持着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的态度，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。比如他在研究《琵琶行》时，最初认为诗中的“江州司马”是指白居易本人，后来经过深入考证，发现自己的观点有误，便在后续的论文中予以纠正，并反思道：“吾之过也，在于先入为主，未详考史实。”

五、近现代的自省足迹

在南京的雨花台烈士陵园，有一座恽代英烈士的雕像。这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