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0章 学易无过 夫子的晚年之愿（4 / 6）

者也”

，“几”

是错误的萌芽。

孔子任鲁国司寇时，见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

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立刻批评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

——佾是舞蹈行列，天子八佾（六十四人），大夫四佾，季氏用八佾，是“大过”

的开端，必须及时制止。

他反对“季氏旅于泰山”

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因这是诸侯祭天的礼仪，大夫为之就是“僭越”

的“几”

。

当时冉有说“不能救也”

，他便叹“呜呼！

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

——连泰山之神都比季氏懂礼，这种讽刺正是对“见几”

的坚持。

孔子晚年总结一生，对“过”

有了更深理解。

他说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

，年轻时志向虽纯，却难免“好勇过我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——如在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召他时，竟想“往矣！

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

（《论语?阳货》），后经子路劝谏才止，这是“过”

；

“三十而立”

，确立了人生方向，却在仕途中有“欲则不达”

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的急躁——任中都宰时想三个月就推行周礼，被冉有劝“循序渐进”

，才修正策略；

“四十而不惑”

，虽明事理，却仍有“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

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的短视——在卫国曾因“卫灵公与夫人同车”

而愤然离去，后反思“邦无道，不废足矣”

，不必过于刚烈；

直到“五十而知天命”

，学《易》后才渐悟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

，能在变化中守住根本，这或许就是他感叹“可以无大过矣”

的底气。

五、历史回响：学易修身的传承谱系

荀子的“善假于物”

，将孔子学易精神务实化。

《荀子?劝学》“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”

，他学《易》不重卦象，而取其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

的精神，展出“制天命而用之”

（《荀子?天论》）的积极思想——不是被动顺应规律，而是主动利用规律。

他在稷下学宫讲学时，常以“革卦”

“天地革而四时成”

鼓励学生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”

。

某次讲解“革卦”

九五爻“大人虎变，未占有孚”

，他指着窗外的桑树说：“你看这桑叶，春天嫩绿，秋天枯黄，这就是‘革’，但养蚕人能从中得丝，这就是‘制天命’。”

将《易》的变化观转化为学习动力，让弟子们明白“学易”

不是空谈，而要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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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弼的“得意忘言”

，深化学易的思辨维度。

三国时期的王弼注《周易》，提出“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”

（《周易略例》），主张透过卦象（言、象）把握本质（意）。

他解读“乾卦”

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

，不纠结“元”

的文字，而强调“万物之始，莫盛乎乾”

的本体意义。

某次他与何晏论学，指着《周易》竹简说：“若执着于绳墨（文字），失其大象矣。”

他注“坤卦”

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

，认为“坤者，顺也，顺乾之性也”

，将“坤”

的“顺”

解读为对“乾”

的配合，而非被动服从，这种辩证思维与孔子“观其德义”

一脉相承，让《易》从术数升华为哲学。

程颐的“格物致知”

，将学易与理学融合。

北宋程颐着《伊川易传》，认为“学《易》者，必明此理，乃能乐天正命”

。

他主张“格物致知”

——通过研究事物（包括《易》卦）获得知识，达到“知天命”

。

某次弟子问“如何无大过”

，他举“益卦”

“风雷，益”

说：“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如雷风交加，万物生长，改过才能进步。”

他自己被贬涪州时，仍“日讲《易》于北岩”

（《宋史?程颐传》），在“困卦”

批注中写下“君子处困，守正而俟命”

，正是对“无大过”

的践行。

他还将《易》的“时中”

展为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

，虽显僵化，却延续了“守常知变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