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：夫子的权衡（1 / 4）

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孔子在杏坛的槐树下，望着颜渊整理竹简的背影，忽然开口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颜渊停下手中的韦编，抬头应道：“夫子之道，渊愿行之；若不被用，藏于箧笥亦甘。”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，握着腰间的剑问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孔子转过身，目光落在他的剑柄上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《论语?述而》记载的这段对话，像一把双刃剑，一面刻着“行藏”的处世智慧，一面铸着“智勇”的行事准则。“用之则行”是进取的担当，“舍之则藏”是退守的坚守；“临事而惧”是审慎的态度，“好谋而成”是智慧的实践。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到后世的践行，这种“行藏有度，智勇相济”的智慧，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指南。

一、用之则行：担当的勇气

“用之则行”的“用”，是被任用、被信任，《说文解字》“用，可施行也”，指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；“行”是践行、推行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行，人之步趋也”，引申为施展主张。孔子的“行”不是盲目的进取，而是“道”的实践——“士志于道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，当“道”有机会推行时，便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（《论语?宪问》），这种“行”带着明确的价值指向，如《周易?乾卦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进取是对天道的呼应。

春秋时期的“用”与“行”，常与政治机遇绑定。孔子五十一岁任中都宰，“制为养生送死之节，长幼异食，强弱异任”（《孔子家语?相鲁》），这是“用之则行”的初试；五十六岁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，参与齐鲁夹谷之会，以周礼挫败齐国阴谋，“归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”，这是“行”的高峰。他的“行”有清晰的路径：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政务，从礼仪规范到政治革新，步步围绕“克己复礼”的核心，正如《论语?子路》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“行”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。

“行”的本质是“道济天下”的担当。《论语?公冶长》记载子贡问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也。”瑚琏是宗庙重器，而孔子期待的“行”不止于器物之用，而要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。当冉有问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”，孔子答“教之”（《论语?子路》），从富民到教民，展现“行”的层次——不仅解决物质需求，更要提升精神境界，这种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利。

“行”的考验在逆境中更显珍贵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“斥乎齐，逐乎宋卫，困于陈蔡之间”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却始终“讲诵弦歌不衰”。在陈绝粮时，子路愠怒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孔子答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（《论语?卫灵公》）这种“穷而不滥”的坚守，让“行”突破了外在条件的限制——即使不被任用，内心的“道”仍在践行，正如《周易?困卦》“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唯君子乎”，困境中的“行”是精神的坚守。

二、舍之则藏：退守的智慧

“舍之则藏”的“舍”，是不被任用、被舍弃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舍，市居曰舍”，引申为放弃、不用；“藏”是收敛、蕴蓄，《说文解字》“藏，匿也”，指将才能与主张收敛起来。孔子的“藏”不是消极的逃避，而是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（《论语?公冶长》）的从容，如《周易?坤卦》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退守是对时机的尊重。

“藏”的表现形式多样，核心是“守道不辱”。孔子晚年返鲁，“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这是“藏”的政治选择；他“退而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”，删订六经，这是“藏”的文化实践。《论语?子罕》“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’”即使到蛮荒之地，“藏”的也是君子之道，而非随波逐流。

“藏”与“隐”的区别在于“心不隐”。《论语?微子》记载的“隐者”如长沮、桀溺，主张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”，是彻底的归隐；而孔子的“藏”是“道在己身”的坚守——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（《论语?子罕》），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，只是不强行推行。这种“藏”如《礼记?中庸》“道其不行矣夫”的叹息，带着对现实的清醒，却无对理想的放弃。

“藏”的价值在长远传承。孔子整理六经，使“文武之道”不至于“坠于地”（《论语?子张》），这种“藏”比一时的“行”更具生命力。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评价“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”，他的“藏”为后世“行”奠定了基础——孟子“言必称尧舜”，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，朱熹“集注四书”，都是对孔子“藏”的继承与发扬，正如《周易?系辞》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“藏”是“通”与“久”的过渡。

三、惟我与尔：颜渊与孔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