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2章 中庸至德 久湮的中道之光（3 / 6）

偏颇，使中庸之道始终未能真正深入人心。

明清时期，中庸逐渐沦为“乡愿”

的代名词。

《论语?阳货》中孔子批评“乡愿，德之贼也”

，乡愿是“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”

的伪君子，与真正的中庸有本质区别。

明清官场的“和稀泥”

“打圆场”

，民间的“不得罪人”

“明哲保身”

，都是对中庸的误解与异化。

戴震在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中批判宋明理学“以理杀人”

，正是看到了这种伪中庸对人性的压抑。

四、孔门践行：弟子们的中庸探索

孔门弟子中，颜回最得中庸精髓，却“不幸短命死矣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。

他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

，在贫困中保持安和（中）；他“不违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”

，对孔子的教诲既不盲目服从（过），也不轻易质疑（不及）；他问仁时，孔子答“克己复礼为仁”

，他能领悟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

的中庸内涵，这种“闻一知十”

的悟性，使他成为孔门中最接近中庸的弟子。

子贡以言语见长，在经商与行道中践行中庸。

他“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经商时既追逐利润（不过），又“富而无骄”

（非不及）；他出使列国时，既“辩才无碍”

以成事（不过），又“出使不辱君命”

以守礼（非不及）；他评价孔子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”

，既推崇师道（不过），又不神化夫子（非不及），这种平衡的智慧，使他成为孔门中践行中庸的佼佼者。

子路的性格虽“行行如也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有“过”

的倾向，却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趋近中庸。

他在卫国为官时，既“片言可以折狱”

（《论语?颜渊》）以行刚，又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”

（《论语?公冶长》）以行柔；他在“蒯聩之乱”

中，既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”

以尽忠（不过），又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

以守礼（非不及），最终“结缨而死”

，用生命诠释了中庸的“守经达权”

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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冉有长于政事，在施政中体现中庸。

他为季氏宰时，既“为之聚敛而附益之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以满足大夫需求（不过），又“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‘女弗能救与？’对曰：‘不能。

’子曰：‘呜呼！

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’”

（《论语?八佾》），虽未能阻止季氏僭礼，却也未助纣为虐（非不及）；他随孔子周游列国时，在陈绝粮仍“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”

（《论语?先进》），保持镇定，这种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

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的态度，正是政事中的中庸。

五、中庸与异端：中外思想的对话

中庸思想并非中华文明独有，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有类似的智慧，只是表述不同。

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“中道学说”

，认为“德性是一种适度，因为它以居间者为目的”

，勇敢是怯懦（不及）与鲁莽（过）的中道，节制是放纵（过）与禁欲（不及）的中道，这种思想与孔子的“过犹不及”

惊人地相似，只是亚里士多德更注重逻辑论证，孔子更强调实践智慧。

佛教的“中观”

思想，与中庸有相通之处。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》中提出“不生亦不灭，不常亦不断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”

，反对“有”

与“无”

的极端，主张“诸法空相”

的中道，这种对二元对立的越，与中庸的“执两用中”

有精神上的契合。

但佛教的“中”

更偏向出世的解脱，儒家的“中庸”

更注重入世的践行，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。

道家的“守中”

思想，与中庸既有联系又有差异。

《老子》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”

，主张在“有无相生”

“难易相成”

的辩证关系中保持中道；《庄子》“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”

，强调顺应自然的“中”

。

但道家的“中”

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（不及），儒家的“中庸”

则是积极入世的担当，正如孔子所说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