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1集 军户匠户与户籍世袭制(2 / 3)
役至明末。
3民户:农耕经济的赋税基石与徭役主体
(1)里甲制下的严密控制
民户占全国户数的70,其管理依托“里甲制”
:110户为一里,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,其余100户为甲,每甲10户。
里长负责编造黄册、催征赋税、管理徭役,“凡十年一周,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”
(《明史·食货志》)。
如浙江嘉兴府某里,里长需每年统计人户“生老病死、田宅买卖”
,若隐匿不报,“杖一百,流三千里”
。
(2)双重负担:田赋与徭役的压榨
-田赋:分夏税(麦)、秋粮(米),江南地区因土地肥沃,亩税高达08石(如苏州府),为北方的8倍。
洪武年间,江南民户“一亩之收,不能至三石,而亩税乃至一石”
,被迫“佃富人之田,岁输其租,亦一石”
,终岁辛劳“仅足供赋役而已”
(《日知录》)。
-徭役:分“正役”
(里甲催征)、“杂役”
(修河、运粮、官差)。
如永乐年间开凿会通河,征调民户达30万,“死者相枕藉,役夫怨声载道”
;成化年间,北京官府采办物料,民户需“亲赴京输纳,路费耗其半,货物损其半”
,往往“鬻田卖产,罄家以偿”
(《明宪宗实录》)。
三、制度的深层逻辑与社会代价:控制与僵化的悖论
1朱元璋的治国理想:构建静态社会秩序
-意识形态基础:朱元璋以“天命论”
强化户籍世袭的合法性,称“天生蒸民,有欲不能自遂,于是乎立之君,使司牧之”
,百姓各守其业是“顺天应命”
。
其《大诰》中反复强调“民有恒产,始有恒心”
,试图通过户籍固化防止“游民”
滋生,认为“农惰则田荒,工惰则器窳,商惰则货匮,皆足以病国”
。
-中央集权工具:“配户当差”
与“废丞相、设三司”
“分封藩王”
等举措构成权力网络——军户保障皇权对军队的控制,匠户垄断官营经济,民户提供财政基础,使“天下之役,皆出于朝廷之命”
(《明通典》)。
黄册制度更将全国人口纳入中央数据库,据学者研究,洪武朝黄册登记的人丁、田亩误差率均小于5,为古代户籍管理的巅峰。
2社会流动的窒息:阶层固化的千年未有之局
-职业壁垒:唐宋时期,“工商之子亦登仕进”
(如唐朝盐商之子可科举),而明朝规定“匠户、军户子孙,虽读书登科,止授原籍官职”
,即便是状元郎,若出身军户,也只能担任与军事相关的职位。
如宣德年间状元马愉,因父为军户,被迫“带军籍入仕”
,终身不得脱离军户身份。
-地域禁锢:民户离开原籍需申请“路引”
(通行证),“凡军民人等出行,百里外即验文引”
,无引者以“逃民”
论,“杖一百,还原籍”
。
这种制度使明朝中期以前,跨区域流动的人口不足5,而宋朝同期达20以上。
3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危机:制度成本的总爆
-经济层面:官营手工业因匠户消极怠工而效率低下。
如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宫殿,住坐匠“每日工作,磨洋工者十之六七”
,导致工期拖延14年,成本预算3倍;而民营手工业却在压制下悄然崛起,至万历年间,苏州民营纺织业已拥有织机15万台,雇工3万人,产量是官营作坊的10倍,形成“官衰民兴”
的局面。
-军事层面:军户逃亡使卫所制崩溃,朝廷被迫实行“募兵制”
。
如嘉靖年间,蓟镇募兵年饷银12两人,为军户屯田成本的3倍,全国募兵军费占财政支出的60,至万历年间,军费缺口达800万两,直接引“辽饷加派”
,加明末民变(第213集)。
四、制度的崩溃轨迹与历史遗产:从世袭枷锁到近代转型
1瓦解的多重动因
-土地兼并的冲击:明中后期,皇族、官僚、地主通过“投献”
“诡寄”
等手段兼并土地,如万历年间,福王朱常洵占田达200万亩,河南一半耕地被王府与豪强占据。
失去土地的民户、军户沦为流民,正德年间全国流民600万,占总人口的12,黄册登记的人丁从洪武26年的6054万降至隆庆元年的5152万,虚减近15。
-一条鞭法的釜底抽薪:张居正改革(1581年)将田赋、徭役、杂税合并为银税,“计亩征银,折办于官”
,使户籍与劳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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