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89章 尸易无限（94）（3 / 6）

的重要实物，而《金刚经》作为佛教经典，其唐代写本存世量极少，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写本，因地处丝路要冲，往往还保留着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迹。吴贤立刻起身：“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会带上最先进的文书修复设备。”

次日清晨，吴贤和苏湄带着团队抵达敦煌莫高窟。走进临时修复棚，几卷泛黄的写本被小心翼翼地铺在特制的工作台面上，纸张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裂，上面的墨字已有多处晕染，部分字迹甚至模糊不清。敦煌研究院的李教授指着其中一卷写本：“这卷《金刚经》残卷，纸张是唐代特有的‘麻纸’，纤维粗且坚韧，但因洞窟内湿度变化大，纸张已出现严重的糟朽和霉变。”

吴贤戴上无菌手套，用镊子轻轻挑起一缕纸张纤维：“麻纸的修复关键在于‘去霉、加固、补纸’。我们先用低温真空干燥技术去除纸张中的多余水分，再用蛋白酶溶液清除霉变，最后用与唐代麻纸成分相近的手工纸进行修补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指导团队成员调试设备。低温真空干燥机启动时，写本在密封舱内缓缓旋转，水分被逐步抽出，原本发皱的纸张慢慢变得平整；蛋白酶溶液涂抹在霉变处后，墨字周围的黑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，字迹逐渐清晰起来。

修复过程中，苏湄在一卷残卷的边缘发现了几行西域文字：“这好像是粟特文！”粟特文是唐代西域粟特人使用的文字，常用于记录商业往来和宗教传播，在敦煌写本中出现尚属罕见。吴贤立刻联系语言学专家，经过解读，这些粟特文记录的是“某年某月，粟特商人张庆将此经卷捐赠给莫高窟”，这为研究唐代粟特人与敦煌佛教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证据。

经过半个月的日夜奋战，五卷《金刚经》残卷和十几件唐代写本全部修复完成。当修复后的《金刚经》残卷被放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时，阳光透过莫高窟的窗户洒在纸上，墨字乌黑发亮，粟特文题记清晰可辨，仿佛跨越千年时光，再次展现出唐代敦煌的文化繁荣。“这些写本不仅是佛教经典，更是唐代丝路文明的‘活档案’。”吴贤感慨道，“我们计划将它们与敦煌研究院馆藏的其他唐代文物一起，举办‘敦煌唐代写本特展’，让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的多元与璀璨。”

特展开幕当天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齐聚莫高窟。在《金刚经》残卷展区，吴贤向观众讲解：“唐代敦煌是丝路交通枢纽，这里不仅有中原文化，还有西域文化、佛教文化、粟特文化等，这些文化在写本中相互交融，比如这卷《金刚经》，既有汉字书写的经文，又有粟特文的题记，正是‘文明互鉴’的生动体现。”观众们听得入迷，不少人拿出笔记本记录，还有人用手机拍摄写本上的文字，想深入研究这段历史。

展览期间，吴贤接到了周明远的电话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兴奋：“国内文物局收到消息，意大利某私人藏家愿意无偿捐赠一件中国宋代的‘汝窑天青釉洗’，这件洗子是19世纪从中国流失的，现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处私人庄园。”汝窑天青釉洗是宋代汝窑的经典器型，以“釉色温润、形制简洁”着称，存世量比汝窑瓷盘更为稀少，是历代藏家追捧的珍品。

吴贤立刻结束在敦煌的工作，与周明远一同前往意大利。在佛罗伦萨的私人庄园里，藏家马可先生将汝窑天青釉洗从锦盒中取出：“这是我祖父1920年从英国古董商手中买下的，他生前一直说，这件文物应该回到它的祖国。”吴贤接过釉洗，仔细鉴定：洗子口径约15厘米，通体天青釉，釉面布满细密的“蟹爪纹”，底部有三个细小的支钉痕——这是宋代汝窑采用“支钉烧”工艺的典型特征，支钉痕越小，说明烧制工艺越精湛。“这件釉洗的釉色、开片、支钉痕都符合宋代汝窑的特征，尤其是釉面的‘酥油光’，是现代仿品无法复制的。”吴贤肯定地说，“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，更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。”

在文物交接仪式上，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官员说：“这件汝窑天青釉洗的回归，体现了两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重视，也为未来的文物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。”吴贤回应：“未来，我们希望能与意大利的博物馆开展更多合作，比如联合举办‘中国宋代文物展’，让更多意大利民众了解中国宋代的文化艺术成就。”

汝窑天青釉洗运回中国后，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在入藏仪式上，张教授看着釉洗，激动地说：“这件釉洗的回归，填补了国家博物馆宋代汝窑收藏中‘洗’类器型的空白，对研究宋代汝窑的器型演变和烧制工艺具有重要意义。”吴贤点头：“未来，我们还会继续推动更多流失文物的回归，让这些国宝能在祖国的土地上绽放光彩。”

随着文物追索和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，吴贤团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这天，他们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，前往法国巴黎参加“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论坛”。论坛上，吴贤作为中国代表，分享了中国在流失文物追索、文物修复、文物保护法规制定等方面的经验，展示了近年来追回的圆明园文物、敦煌写本、宋代汝窑等珍贵文物的图片和视频，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广泛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