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83章 事业上的绊脚石（1 / 2）

陈先生说：“日本军队进攻南京。我的哥哥投笔从戎，给驻华美军航空队担任英文翻译。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。日本人成立伪政权时，我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列入了伪政府的名单。他为了表明心迹，决定逃离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。可是，这个时候，我母亲因为惊吓和劳累，病倒了。我们没能离开上海。

“我父亲以我母亲生病为由，拒绝参加伪政府的一切活动。后来，我父亲带着我们去了香港。那个时候的香港有很多国府要员，对于战争的前途，他们都很悲观。日本特务在香港的活动也很猖獗。他们主动拉拢在香港避难的国府官员，为他们的伪政府服务。

“我父亲觉得香港不是久留之地。他决定去武汉。我们乘船回到上海。在上海我们隐姓埋名稍作停留，就出发去武汉。在武汉，我父亲希望通过他在国府的朋友谋一个差事。但是，没有成功。眼看战事蔓延，我父亲决定去重庆想办法，在那里，他的朋友更多一些。

“去重庆的路上，我们加入了逃难的人群。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是步行。在一个小镇子上，我父亲碰到了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地方官员。他因为仰慕我父亲在法学界的名声，挽留我们在他那里住了一阵子。那个时候我们疲惫不堪正想找个临时的落脚点休整。我们就在他那里住下了。

“住下来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在那个小镇子上，居住着不少逃难路上的国府官员。战争随时有可能蔓延到我们的身边。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人们用花天酒地及时行乐来麻痹自己。我父亲认识的一个人，在逃难的人群中买了几个年轻女人，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，把那个镇子当成了安乐窝。”

陈先生说：“休整了一阵后，我们又出发了。我父亲给我母亲雇了一辆独轮车，让人推着她走，这样我们能走得快一些。车夫不愿意走了，我父亲就把他的独轮车买了下来，再请人推着车走。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逃难的人，雇一个人很容易，也很便宜。有的时候，根本不用给钱，只要给一个大饼就可以。

“沿途有一个地方发了水灾。饿殍遍地。有的人倒在路边，看不到一点生命迹象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有乞丐，有盗贼，有娼妓……,社会崩溃，道德沦丧。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

“我们换了普通的衣服，把钱缝到衣服里。尽可能地多买一些能吃的东西。吃的东西很贵，逃难的人都买不起。他们能够买得起的是掺了麸子的窝头，硬的跟石头一样。

“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。我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，住别墅，吃西餐，有佣人伺候。我哪里想到过世界是这个样子。我后来为什么做农场，我是给饿怕了。我要种好多好多的粮食。

“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走到了重庆。我们身上的钱早用完了。我母亲的首饰也卖得差不多了。到重庆以后，我父亲急于谋一份差事挣钱养家。

“刚到重庆的时候，我们连一家体面的宾馆都住不起。可是我父亲为了应酬，不得不用卖我母亲首饰的钱，在重庆最贵的宾馆租了房间。他的体面衣服已经卖的差不多了。好不容易凑了一身行头，他就出去活动关系了。

“可当时的重庆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赋闲的官员。走投无路之际，我父亲接受了青帮的帮助。青帮要一个礼贤下士的虚名，对我父亲这样一个法律界的名人，想到将来可能还用得上，就在青帮的公司里给了我父亲一个虚职，让我父亲领一份车马费。我们一家人就是靠这份车马费在重庆生活下来的。

“战时的重庆依旧歌舞升平。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混舞厅。到了重庆，我没有钱了。我只能在舞厅外面看。我看见了发国难财的商人，国府贪墨的官员，趾高气扬的美国人，强颜欢笑的女人。

“那是一个在战争中光怪陆离的世界。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些，跟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感觉已经不一样了。以前，我觉得所有人的快乐都是一样的。后来我不这么想了。

“饥饿的人，有一口吃的，就是快乐的。病痛的人，死亡也是一种解脱，那也是快乐的。穷人挣到钱是快乐的，富人压榨人是快乐的。弱者依附人是快乐的，强者控制人是快乐的。

“我们在重庆的生活比普通人要好一些，但是也不宽裕。我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。我父亲一直想让我出国学习，一来经济上不允许，二来除了美国，到处都在打仗。我哥哥不在身边，他希望我能够和他在一起。我在重庆找了一家战时南迁的大学。我学的是商科，希望毕业后能找一家贸易公司工作。

“为了节约开支，我父亲母亲搬离了重庆市区，到附近的郊区找了一个小镇子生活。我母亲不会做家务，身体也一直不好，在那里他们可以雇佣人料理他们的生活。生活安定下来以后，我父亲开始写书。一本法学着作。

“写好后，他找人出版。一些大学开始用他的书做教材。有大学开始请他去做讲座，后来，有一所大学请他做专职教授。教授的薪水虽然不高，但毕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有了这份收入后，我父亲就辞掉了他在青帮公司里的虚职，不再从青帮控制的公司里领车马费了。

“在重庆的时候，我经历过大轰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