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5章 三人行:师道的寻常之光(1 / 6)
子曰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鲁定公十三年的暮春,孔子带着弟子们行走在从卫国到陈国的官道上。道旁的杨柳抽出新绿,柳絮沾在颜回的粗布衣衫上,像撒了把碎雪。子路扛着行囊走在最前,忽然停下脚步:“夫子,前面有个农夫在耕牛,还有个小童在拾穗,咱们要不要问路?”孔子抬头望去,夕阳把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——他、子路,加上那对农人与小童,恰好三人。他捋了捋胡须笑道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《论语?述而》记载的这句箴言,像一粒饱满的种子,落在华夏文明的土壤里。“三人行”不是简单的人数相加,而是开放的学习态度——就像打开一扇窗,让不同的风景进来;“必有我师”不是谦虚的客套,而是对智慧普遍性的认知——路边的野草也有扎根的智慧;“择善从之”与“不善改之”,构成了完整的学习闭环——既要吸收优点,也要以缺点为镜。这种“无处不学、无人不可学”的精神,藏着儒家“学无止境”的密码: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地位高低,而在于谦逊的胸怀,正如《周易?谦卦》“谦尊而光,卑而不可逾”,谦逊的态度能让人不断成长。从孔子的行囊到当代的课堂,这种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的智慧始终是进步的阶梯。
一、三人行:开放的学习场域
“三人行”的“三”,在古汉语中常为虚数,指代“多人”。《说文解字》“三,天地人之道也”,象征广泛的范围,并非特指三个人。孔子的“三人行”,打破了“师必贤于弟子”的刻板认知,将学习场域从庙堂、学堂扩展到市井、田间——农夫的耕作技巧(何时播种、如何施肥)、小童的纯真言行(不说谎、懂谦让)、路人的处世智慧(遇争执如何化解),都可能成为学习的素材。
《孔子家语?六本》记载他“入太庙,每事问”,在祭祀场所向礼官学习——问礼器的摆放顺序,问乐舞的编排规则,问祝词的含义,连最细微的“酒爵如何传递”都要请教。有人嘲笑他“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”,他却坦然回应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(《论语?为政》)后来在齐国听到《韶》乐,更是“三月不知肉味”(《论语?述而》),专门向齐国乐师请教演奏技巧,把乐谱记在竹简上带回国,可见“三人行”的“行”不仅是行走,更是“践行”——在实践中发现可学之处。
春秋时期的教育资源集中在贵族阶层,“学在官府”的传统使平民难以接触知识。《周礼?天官?大宰》“以九两系邦国之民”,其中“师以贤得民”“儒以道得民”,师与儒都依附于官府。孔子却主张“有教无类”(《论语?卫灵公》),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正是这一理念的延伸:知识不分尊卑,智慧存在于每个角落。
他的弟子中,子贡是商人,“子贡结驷连骑,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,所至,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”(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),却能在外交场合“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”(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),孔子在出使卫国时特意带上他,学习其谈判技巧;子路是武士,“性鄙,好勇力,志伉直”(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),却在保护师生安全时“勇者不惧”,孔子遇险时总让他断后;颜回是贫士,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(《论语?雍也》),却能“闻一以知十”,孔子常让他复述讲学内容,查漏补缺。这种多元的“师”的形态,拓宽了学习的边界。
“三人行”的核心是“在场性”——与他人共处的每一刻都可能产生教学关系。《论语?先进》记载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,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。子路说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;由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”,孔子“哂之”;冉有说“方六七十,如五六十,求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足民”;公西华说“非曰能之,愿学焉。宗庙之事,如会同,端章甫,愿为小相焉”;轮到曾皙,他“鼓瑟希,铿尔,舍瑟而作”,说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。孔子长叹一声:“吾与点也!”(《论语?先进》)
这便是“三人行”中弟子启发老师的例证——曾皙的志向让孔子反思自己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执着,原来在治国之外,还有“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的境界。学习不是单向的传授,而是双向的互动,正如《礼记?学记》“教学相长也”,在与他人的相处中,每个人既是学习者,也是教育者。
对比“独学而无友”的局限,更显“三人行”的价值。《礼记?学记》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,独自学习容易陷入偏见——就像坐井观天的青蛙,以为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。而“三人行”能通过不同视角的碰撞,打破认知盲区。
孔子周游列国时,与弟子们“陈蔡绝粮”仍“讲诵弦歌不衰”(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)。当时子路饿得拄着剑站不稳,抱怨“君子亦有穷乎”;子贡主张“且往见楚君”求援;颜回却平静地说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夫子推而行之,不容何病?不容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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