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3章 立人达人：仁道的实践路径（1 / 6）

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、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

暮春的曲阜，杏坛下的弟子们围坐成圈，柳絮飘落在子贡的竹简上。这位以言语闻名的弟子忽然起身，捧着记录着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简牍问道：“夫子，若有人能广泛施惠百姓，救助众人，算得上仁吗？”孔子放下手中的《诗》，目光掠过远处耕作的农夫，那农夫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吹倒的禾苗，动作轻柔如对孩童。孔子缓缓答道：“这何止是仁，简直是圣啊！尧舜尚且难以做到。所谓仁，是自己想立足也要让别人立足，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。能从身边小事做起，推己及人，就是践行仁的方法。”这段对话如同一粒种子，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生长为参天大树——它区分了仁与圣的境界，指明了“能近取譬”的实践路径，让看似高远的仁道变得触手可及。

一、博施济众：子贡命题中的仁之极致

子贡提出的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并非凭空构想，而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回应。当时的鲁国“三桓专权”，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三家瓜分公室土地，百姓“老幼转乎沟壑”，《诗经?魏风?伐檀》“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猗。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兮”正是对这种剥削的控诉；齐国“田氏代齐”前夜，“民三其力，二入于公”，田成子却“大斗出贷，小斗收”，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；晋国“六卿专政”，赋税繁重到“民闻公命，如逃寇仇”，《左传?昭公三年》记载“庶民罢敝，而宫室滋侈；道殣相望，而女富溢尤”。这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，“博施济众”成为底层百姓的迫切渴望，也成了士人阶层的理想追求。

“博施”的“博”，意味着范围之广，非一人一户的小恩小惠；“济众”的“济”，指向效果之实，不仅是物质救助，更包括精神安顿。《尚书?大禹谟》记载大禹“薄衣食，致孝于鬼神；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淢”，治水十三年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当涂山氏生下启，他仅在家门外听了三声婴儿啼哭便转身离去，最终“疏九河，瀹济漯，决汝汉，排淮泗，注之江”，使“万民乃定，万国为治”，是“博施济众”的远古典范；商汤“桑林祷雨”，以自身为牺牲，“翦其发，枥其手，以身为牺牲，用祈福于上帝”，《墨子?兼爱下》记载“汤曰：‘惟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告于上天后曰：今天大旱，即当朕身履，未知得罪于上下，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简在帝心。万方有罪，即当朕身；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’”，展现了统治者与民同苦的担当。子贡或许正是看到这些典故，才将“博施济众”视为仁的最高表现。

但“博施济众”的实现面临三重困境：其一，资源有限性。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，“一夫百亩”的产出仅够温饱，《礼记?王制》“制：农田百亩，百亩之分，上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，下农夫食五人”，广泛施惠缺乏物质基础；其二，权力约束性。诸侯大夫多“厚自封殖”，如季孙氏“富于周公”，《论语?先进》记载冉有“为之聚敛而附益之”，孔子怒斥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；其三，效果复杂性。单纯的物质救助可能滋生依赖，如《管子?侈靡》所言“积者立余食而侈，美车马而驰，多酒醴而靡”，反而扰乱社会秩序。这些困境，使“博施济众”成为难以企及的理想。

子贡的提问，暗含着对“仁”的量化理解——似乎施惠越多，仁德越厚。这种认知在当代仍有市场，如将慈善捐款数额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，某明星捐赠一亿元便被赞为“大仁”，而社区志愿者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却被忽视。但孔子的回应，正是要纠正这种片面理解：仁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大小，而在于是否遵循“己欲立而立人”的根本原则。正如《孟子?尽心下》所言“仁也者，人也；合而言之，道也”，仁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，而非单纯的物质给予。

二、何事于仁：圣与仁的境界分野

孔子将“博施济众”提升至“圣”的境界，绝非否定其价值，而是明确圣与仁的层次差异。“圣”在甲骨文中作“耳”形，意为“通达事理”，《说文解字》“圣，通也”，后引申为“超凡入圣”的最高境界。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圣是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外在功业，仁是“己欲立而立人”的内在德性；圣是尧舜级别的理想状态，仁是每个人可践行的日常修为。

尧舜“犹病诸”的感叹，揭示了圣境的难以企及。尧帝“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”，却仍“忧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”，《尚书?尧典》记载他“求能治水者”，四岳推荐鲧，尧虽知鲧“方命圮族”，仍“试可乃已”，最终鲧治水九年“功用不成”，尧不得不另寻贤才；舜帝“举八元八恺，去四凶”，八元“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内平外成”，八恺“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”，四凶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”，却因“子商均不肖”而禅位于禹，《史记?五帝本纪》记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