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4章 义利之辨：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（1 / 5）
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一、义利观的哲学溯源：从天命到人性的探索

（一）商周时期的义利萌芽：天命与德政的交织

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，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层层甲骨，那些镌刻其上的“羛”字，如同穿越三千年时光的文明密码。殷商时期，祭祀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仪式，商王通过灼烧龟甲兽骨，根据裂纹走向占卜吉凶。甲骨卜辞中常见“王其田，亡灾？”“帝降若（诺）？”的记载，反映出当时人们坚信田猎收获、战争胜负等利益获取，皆取决于是否遵循天命。在这种观念下，违背天命的行为不仅会招致灾祸，更被视为严重的不义之举，会受到神灵的惩罚。

西周建立后，周人在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革新。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，其内壁铭文中“唯王初壅，宅于成周。复禀王礼，赐贝十五朋”的记载，不仅是周成王营建成周的历史见证，更揭示出“以德配天”的治国理念。周公旦制礼作乐，将“义”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规范，转化为涵盖政治、伦理、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准则。《尚书?康诰》中“惟命不于常，汝念哉！”的告诫，强调天命并非永恒不变，统治者唯有以“敬天保民”的仁德治理国家，方能获得天命眷顾。这种将“义”与“德政”紧密结合的思想，使“义”成为衡量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准，也为后世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（二）孔子的义利革命：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向

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社会陷入“上下交征利”的混乱局面。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财富，频繁发动战争，传统的义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。孔子目睹“八佾舞于庭”的僭越乱象，深感恢复社会秩序的紧迫性。他在杏坛讲学，以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广收门徒，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垄断，将“义利之辨”从天命神学引入人性领域。

在《论语?里仁》中，孔子提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，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孔子认为，君子以“义”作为行为准则，追求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；小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，忽视行为的正当性。他进一步阐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承认人对利益的合理需求，但强调必须通过“义”的途径获取。

在周游列国时，孔子多次面临利益诱惑。卫灵公许以高官厚禄，前提是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孔子毅然拒绝，践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的信念。在陈绝粮时，弟子们饥肠辘辘，甚至对人生信念产生动摇，但孔子依然坚持讲学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“义”的坚守。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，赋予“义利之辨”强大的生命力，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（三）孟子的义利深化：人性本善的理论建构

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，将其与“性善论”相结合，进一步深化了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体系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，孟子直言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（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），旗帜鲜明地强调“义”应优先于“利”。他认为，人天生具有“四端”之心，其中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这种道德本能使人们能够辨别行为的是非善恶。

当面临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的抉择时，孟子主张“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（《孟子?告子上》），将“义”提升到超越生命的崇高地位。在《孟子?滕文公上》中，他提出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承认物质利益对民生的基础性作用，但强调统治者应通过“制民之产”“薄税敛”等“义政”，保障百姓的合理利益。孟子还以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比喻，批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，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，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、施德政。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，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。

二、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：治世与衰世的镜像

（一）汉唐治世：义利平衡的典范

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，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。他在位期间，多次下诏废除苛政，减轻田赋，将“义”落实为“忠”于百姓的责任。公元前167年，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，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，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，不仅赦免了淳于意，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，废除肉刑。这种“哀怜悲其意”的宽恕之举，既彰显了仁德，又稳定了民心。

在经济上，汉文帝推行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，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，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。据《史记?平准书》记载，当时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汉文帝还以身作则，生活简朴，在位23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饰等都没有增加，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，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