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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支出定性为“战略性投资”,回避国库的实际状况。又指责六国旧制导致财政分散,将矛盾转嫁前朝。
大秦的许多工程是万世基业没错,但这有必要榨干这一代人的骨血去做吗?
六国百年战乱,百姓如久旱之苗,正是亟待休养的时候。长城御匈奴固重,然匈奴之患并非燃眉之急。此时匈奴的草原领袖冒顿单于还未崭露头角,匈奴被蒙恬退击长城之外。
修长城驰道动辄征数十万民夫,还有修建陵墓的七十万刑徒,新立项的百越征战也征发了十万民夫修建灵渠。大秦的人口总共才两千多万啊。若是致农时荒废,田畴无人耕,只怕悔之晚矣。
林凤至深知自己说不过始皇帝,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就是夸夸大会,也不按照他挖下的坑继续走,而是继续反驳:“赋税暂且不提,用人方面陛下真的没有感觉到吗?”
始皇帝反问她:“神使所谓斩断上升通道,斩的是谁的?朕以军功爵制擢升人才,何谓堵塞贤路?”
这个问题,如果是刚刚穿越到秦代的林凤至,她可能答不上来。现在她已经成长了,她切身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生活,结合后世所学的知识,敏锐地捕捉大秦用人制度的不合理之处。
“军功爵制”被认为是秦国强盛、统一六国的重要制度保障。它规定爵位、田宅、奴仆的赏赐均以军功大小为依据,理论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垄断。
实际上,普通士兵需要斩杀敌军军官或者贵族才能获得爵位,士兵首级通常只能换取赏金或者赎罪。一般民众的爵位通常只能到第八、九级,难以进入真正的决策层。
军功爵制更像是一种高效的战时动员和资源控制工具,而非纯粹的平等晋升阶梯。它对普通士兵的激励有限且困难。统一后,大规模战争结束,对普通人而言,凭军功获爵的机会锐减,主要的上升通道变窄。
“以前养士之风盛行,孟尝君门下有门客三千,纵然有滥竽充数之辈,却也有能人贤才。此前七国之间百家争鸣,儒道法墨各家弟子皆可游说诸侯,士人尚且可以通过才能、学说获得阶层的跨越。废除分封制之后,士人失去成为门客、卿族的出路,大秦以吏为师、又禁止私学,陛下把这一批可以拉拢的人推远了呀。”
旧日养士之风,固然有鸡鸣狗盗之徒,但其伟大之处在于它的“冗余”和“包容”。孟尝君未必需要每一个门客都去救国救民,他养着会学鸡叫的,养着会钻狗洞的,也养着冯谖这样目光长远的国士。正是这种看似低效的“浪费”,在关键时刻储备了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。
而大秦,一切都讲究效率、有用。无用的学说?废弃。无用的士人?黜落。无用的旧贵族?摧毁。这像一把最精密的尺子,量出了所有合格零件,却将一切不合规格的、看似无用的“冗余”和“潜力”全部切除。
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高效的官僚机器,却失去了整个社会的弹性、缓冲和创新的土壤。六国士人并非全是恋旧的蠢人,他们只是发现,自己在大秦这座崭新、宏伟、但门窗极其狭窄的宫殿前,找不到入口了。
始皇帝维持着原来的动作,眉毛都没有动一下。
“神使你只看到了孟尝君门下的三千鸡鸣狗盗之徒,却看不见朕的朝堂之上,李斯(楚人)、尉缭(魏人)、冯去疾(韩人后裔)、蒙恬(齐人后裔)位列三公九卿。说朕推远了士人?荒谬!朕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比做门客、当卿大夫更广阔、更公平、更伟大的通天之路。”
所谓门客三千,不过是孟尝君等贵族蓄养的私兵、谋取私利的工具。他们眼中只有其主,何曾有国?苏秦张仪之徒,朝秦暮楚,凭口舌之利挑动天下兵戈,致使战火百年不息,此乃国之大害。分封制更是祸根,今日封卿,明日便可裂土封王,与中央抗衡,天下何时能得真正太平?
嬴政扫灭六国,铲除的就是这些滋生战乱、分裂国家的毒瘤。天下只有一个中心,便是咸阳;只有一种权力,便是他的皇权。他自诩这才是止戈为武,这才是对天下苍生最大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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