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7章 潜规则的背后（2 / 3）

“面子工程”，不仅没有起到改善生态的作用，反而因为过度开发、盲目种植，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。

张新的案例，并非个例，而是部分地方官员扭曲政绩观下的一个极端缩影。

在“唯Gdp论”“唯工程论”的错误导向下，一些地方将生态建设简单等同于“种树数量”“绿化投入金额”，忽视了生态建设的科学性、系统性与长期性。

城市绿化，本应是为市民创造宜居环境、为城市涵养生态资源的民生工程，却在部分人的操控下，变成了追逐政绩、中饱私囊的工具。

这种“瞎折腾”的绿化模式，不仅浪费了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，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更破坏了生态建设的良性发展，让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在基层执行中变了味、走了样。

如今，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，对地方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完善，这类荒诞的绿化乱象正在逐渐得到遏制。

但要彻底根除这种问题，还需要从根源上转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观，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考核机制，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，让每一笔绿化拨款都用在实处，让每一项绿化工程都能真正惠及民生、改善生态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“三天种树、三年补苗”的资源浪费，才能杜绝“为花钱而折腾”的荒唐行为，才能让城市绿化真正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力量，而不是沦为某些人追逐政绩的“牺牲品”。

在外界的强烈反对声中，这场疯狂的“种树大赛”终于难以为继。

面对日益严峻的舆论压力和市民的不满，青岛市相关部门不得不采取行动。

首先，桐城市园林局牵头进行整改，对之前不合理种植的树木进行清理，重新规划城市绿化方案，停止了盲目种树的行为。

对于已经死亡的树木，不再简单重复种植，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条件和实际需求，选择合适的绿化方式。

随后，市副市长代表相关部门公开道歉，承认在种树工程中存在规划不科学、决策不民主、执行不到位等问题，对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和不良影响表示歉意，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充分听取市民意见，科学推进城市绿化建设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这场引发民怨的“种树大赛”虽然以整改和道歉告终，但留给人们的反思却远未停止。

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和民主的决策，任何脱离实际、违背民意的行为，最终都只会遭到群众的反对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。

绿化建设不是简单的“种树数量比拼”，而是要真正从改善生态环境、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出发，尊重自然规律，倾听群众声音，这样才能让城市绿化真正惠及于民，让城市发展更具温度和可持续性。

将老百姓比作“墙头草”，本质上是对民众主体地位的误读，更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片面认知。

从历史维度看，民众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——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的思想繁荣，源于士农工商对治国理念的主动探索；

近代中国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，无数普通民众以家国情怀为炬，在抗争与建设中凝聚起磅礴力量；

当代社会，从“最美逆行者”守护抗疫防线，到“银发志愿者”扎根社区服务，再到无数人在岗位上践行“工匠精神”，老百姓的价值选择从未被动跟随，而是基于对真善美的追求、对公平正义的向往，主动参与到社会风气的塑造中。

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，在于忽视了民众的自主判断能力与道德自觉。
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个体的行为选择虽受外部环境影响，但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内在的价值认同——当社会倡导诚信，民众会主动拒绝欺诈；

当公平正义成为共识，民众会自觉维护规则。所谓“风的方向”，本质上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化，而这一价值观的形成，绝非国家单方面“掌控”的结果，而是国家治理导向与民众价值追求同频共振的产物。

若将民众视为被动“倒向”的墙头草，既否定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，也弱化了社会风气建设中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核心逻辑。

认为“管好风的方向是国家掌控能力问题”，虽看到了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，却混淆了“引导”与“掌控”的本质区别。

国家对社会风气的作用，绝非通过强制力“设定风向”，而是通过制度建设、价值引领、公共服务，构建让善念得以生长、善行得以弘扬的社会环境——这是“引风”的智慧，而非“控风”的强权。

从制度层面看，公平的分配制度能减少因资源失衡引发的浮躁风气，完善的法治体系能遏制“钻空子”“走捷径”的投机心理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民众在安全感中涵养包容互助的心态。

例如，我国持续推进“扫黑除恶”专项斗争，不仅铲除了违法犯罪势力，更清除了滋生“以暴制暴”“人情大于法理”的土壤，让法治信仰成为社会共识；

近年来大力推进的“乡村振兴”战略，通